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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发布时间:2016年09月21日  点击:[]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5月16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分别研究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工作。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重点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要树立必胜信念,坚定不移把这项工作向前推进。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勤劳致富、艰苦奋斗精神,激励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不断提高生活水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张高丽出席会议。

会议分别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住房城乡建设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关工作方案的汇报,听取了江苏、重庆、河北以及深圳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工作的汇报。领导小组成员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指出,党中央作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策后,各地区各部门认识不断提高、主动开展工作,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许多地区研究制定了综合性方案和专项方案,成效逐步显现,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有些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研究制定,有的地方还没有有力行动起来,有的工作抓得还不精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系全局、关系长远,一定要切实抓好。要深刻理解时代背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有周期性、总量性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要准确把握基本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给质量满足需要,使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当前重点是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价格、财税、金融、社保等领域基础性改革。要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作用,一方面遵循市场规律,善于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政府要勇于承担责任,各部门各级地方政府都要勇于担当,干好自己该干的事。要突破重点难点,坚持重点论,集中攻关,以点带面。要把工作做细做实,有针对性制定政策、解疑释惑;具体工作要从实际出发,盯住看,有人管,马上干。要平衡好各方面关系,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注意减少风险隐患。

习近平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打下更为雄厚的基础;必须弘扬勤劳致富精神,激励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处理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必须强化人力资本,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着力把教育质量搞上去,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发挥好企业家作用,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化解困惑,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必须加强产权保护,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加强对国有资产所有权、经营权、企业法人财产权保护,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感。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以及有关地方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时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在思想理论上强化对改革重大意义、目标任务的认识,把握主要矛盾、瞄准主攻方向,进一步增强改革的自觉性主动性,坚定不移把这项工作向前推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应对诸多风险挑战的必然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既有供给问题,又有需求问题,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国内有效供给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者将大把钞票花费在出境购物、“海淘”购物上;一些低端行业和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使得相关企业恶性竞争,经营效益难有起色;一些城市房地产野蛮生长,积压大量库存,给地区金融乃至经济安全带来威胁。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目前经济运行来看,经济发展面临“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供给结构错配问题严重。需求管理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单纯依靠刺激内需难以解决,必须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调整、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等方面迫切要求,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高层次的需求,并通过发展生产创造出新的更多的需求,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关系全局、关系长远。当下,各地区各部门认识不断提高、主动开展工作,相继出台方案,成效逐步显现,但也存在行动迟缓、不够精准等问题。我们要深刻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准确把握基本要求,积极行动起来,以提高供给质量满足需要为根本目的,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重点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着力通过优化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通过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创造新供给。

为供给侧改革注入“绿色动力”

核心观点

践行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树立“绿色十”战略思维,将绿色向经济社会全领域植入、渗透和融合,赋予发展绿色内核、绿色属性、绿色文化、绿色精神、绿色活力、绿色形态、绿色伦理和绿色价值,绿色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方位、全过程和全环节,实现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增长彻底脱钩、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走永续发展之路

践行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树立“绿色十”战略思维,将绿色向经济社会全领域植入、渗透和融合,赋予发展绿色内核、绿色属性、绿色文化、绿色精神、绿色活力、绿色形态、绿色伦理和绿色价值,绿色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方位、全过程和全环节,实现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增长彻底脱钩、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走永续发展之路。

培养有生态文化的劳动者

———“绿色十”教育:培养具有生态文化的劳动者。人是最积极、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是践行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绿色十”教育就是要将绿色发展贯穿于人的终身教育,培养具有生态文化的劳动者,驱动经济社会进步。绿色教育要从学前教育抓起,小学、中学、大学要随着受教育者年龄和知识的增长而与时俱进地加强绿色教育,培养绿色发展的主力军和永续发展的创造者。继续教育的目的在于持续提高各行各业劳动者的业务水平、管理能力和综合素质,在教学计划中,要设置与生态文明建设、低碳发展、循环发展、绿色发展相关的课程。社会教育阵地广阔,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各种大众媒体,受众多,影响大。在大众媒体上,我们需要有专门讨论生态文明、环境保护、绿色发展和永续发展的新闻、节目和文章,教育与引导人们走永续发展道路,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

———“绿色十”金融:构建绿色金融制度。金融发挥着筹措资本、配置资源、管理风险、提供信息、解决激励问题等核心的功能。随着国际社会对温室气体减排的日益重视,环保对金融的需要与日俱增。据测算,“十三五”期间我国每年新增的绿色融资需求至少2万亿元,而政府最多只能投入2000多亿元来支持环保、节能、新能源等绿色产业。根据环境保护部测算,5年内我国治理大气污染的融资需求为1.7万亿元,而财政在未来3年的投资预计只有500亿元。“绿色十”金融的主要作用是引导资金流向节约资源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产业,引导企业的生产注重绿色环保。根据国际经验,结合国情,“绿色十”金融制度主要方面:一是建立绿色银行体系;二是建立对绿色信贷的贴息机制;三是建立对绿色项目的担保机制;四是建立有政府参与的绿色产业基金;五是通过发行绿色债券为当地的中长期、有稳定现金流的项目提供融资。

“绿色+”促进创新发展

———“绿色+”能源:建设现代能源体系。目前,碳排放主要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我国的能源消费主要依赖煤炭。我国要实现碳减排的目标,务必深入推进能源科技革命,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一是传统化石能源的清洁利用,主要是清洁煤技术和碳捕捉技术的推广;二是从高碳能源转到低碳和无碳能源,包括天然气、风能、核能、太阳能和地热等能源的综合利用;三是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探索互联网能源的发展模式。尤其重要的是,要通过优化政策体系,创造出全社会参与能源转型的动力。

———“绿色+”产业:打造绿色供给体系。在工业上,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实现资源的最大化、最优化利用和工业废物产生的最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在农业上,加快发展绿色动植物农业、白色农业、蓝色农业、黑色农业、菌类农业、设施农业、园艺农业、观光农业、环保农业、信息农业等,使农业迈向新型的有机、生态、高效的现代农业时代。在交通上,坚持通达有序、安全舒适和低能耗低污染的原则,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交通体系。在建筑上,建造生态建筑、回归大自然建筑、节能环保建筑等。在商业上,树立绿色营销理念,从绿色交通工具的选择,绿色仓库的建立,到绿色装卸、运输、贮存、管理办法的制定与实施,认真做好绿色营销渠道的一系列基础工作。

———“绿色+”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是将绿色发展理念根植于技术创新全过程,创造出有利于环境保护、节约资源和永续发展的技术,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清洁生产。它意味着对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持续运用整体预防的环境战略,以期增加生态效率并降低人类和环境的风险。二是治理污染技术。该技术是通过分解、回收等方式清除环境污染物,即解决存在的污染问题,而清洁生产技术是防范未来发生污染问题。在功能上,治理污染技术与清洁生产技术互补。三是改善生态技术。它旨在修复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如沙漠植草、大气污染治理、湖泊疏浚等。因此,我国要建设“绿色十”技术体系,加强绿色技术的创新、推广应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快产业升级,改善生态效益。

综上所述,“绿色+”是新发展理念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与抓手,需要全社会共同重视、一起实践,务期必成。(作者:朱启贵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的供给侧改革

作为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贵州如何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以生态建设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动力,科学破解后发赶超和环境保护的"两难"悖论尤为重要

作为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贵州如何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以生态建设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动力,科学破解后发赶超和环境保护的“两难”悖论尤为重要。

坚持做“加法”,补齐生态发展短板,扩大生态有效供给,打造全域化生态建设体系。合理确定城市、农村、湖泊、林地等各类区域的功能定位,集约、限额建设征占林地、湿地、绿地资源。大力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珠江防护林、速生丰产林、水土保持等工程,加强水源地和湿地保护,对生态位置重要的陡坡耕地继续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努力建设长江、珠江上游“绿色长城”。通过建立湿地保护区、湿地公园等方式,初步形成湿地保护体系。建立河湖管护长效机制,完善河湖分级管理制度,强化“河长制”管理。突出抓好特色经果林、封山育林、防护林和种草养畜、小型水利水保等项目建设。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物种资源调查,建立生物物种名录,推动重点地区和行业种质资源库建设。

坚持做“减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减少生态环境压力。建立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绿色发展机制,优化调整产业结构,着力推进绿色、低碳、循环产业经济发展。编制产业发展指导目录,明确产业分类标准,科学合理地确定排污总量的控制指标,对没有总量指标的产业项目禁止入驻。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在项目核准、土地供应、资金筹措、技术创新等方面对鼓励类产业予以重点支持,严格控制限制类产业的规模扩张,建立淘汰产业退出机制,开展产业退出补偿试点。加快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建设,探索山地循环经济发展新模式,建立循环经济评估体系。建立绿色公益基金和绿色创业专项资金,扶持具有生机和活力的绿色创业项目,鼓励生态环保类中小企业创业发展。

坚持做“乘法”,扩大要素供给,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挖掘生态建设新动力(310328,基金吧)。探索建立资源初始产权有偿取得机制,培育产权交易市场。推行分质供水和阶梯式水价制度,对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式水价,对非居民用水实行超计划、超定额累进加价收费。建立绿色电价机制。建立并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初始权有偿分配、排污许可证、排污权交易等制度,并在排污许可证管理的基础上重新核定各污染源企业的允许排污量。建立完善排污权交易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通过招标、拍卖、固定价格出售等方式保证交易公开、公平、公正。组建专业的排污权交易中介机构,建立相关信息网络系统,提高交易透明度,降低排污权交易费用。对积极减少排放、出售排污权的企业从资金、税收、技术等方面予以扶持。争取国家碳汇造林项目,建立森林碳汇交易试点,将碳汇融入国际国内碳汇交易市场。构建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建立“污染者付费、治理者受益”的区域内水污染生态补偿机制。设立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资金,集中用于解决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环境保护突出问题,支持实施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

坚持做“除法”,破除监管漏洞,建立“全社会”行动的制度保障。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等相关地方性法规,完善各种自然资源开发生态影响评价体系,建立健全从源头、过程到结果治理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的相关法制,基本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环保行政执法体系,完善行政决策机制,推行重大事项行政决策生态环保风险评估制度。健全政府听证会制度和重大决策专家论证、群众评议制度。强化生态文明建设行政追究和行政监察,建立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执法监督体系和应急综合指挥系统。将资源环境核算纳入科学发展评价体系,对生态建设、绿色产业和低碳消费等生态底线目标进行细化和量化,定期监测、评价和公布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探索分类考核方式,实行生态文明建设“一票否决制”、“问责制”和“约谈制”。

(作者系贵州省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贵州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社科院研究基地研究员)

看待中国经济需摆脱“速度情结”(正确理解供给侧改革 )

今年以来,尽管中国经济整体运行平稳,但结构性矛盾和下行压力依然突出。这集中表现在部分重要指标回升基础不牢、短期波动较大、筑底趋势未明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将对经济尽快走出低谷的渴盼转嫁到供给侧改革上来,希望供给侧改革能让中国经济取得“立竿见影”的增长效果。对此专家指出:一方面,增速随着经济体体量的增大而回落是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供给侧改革着眼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的深层次问题,改革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等特点,要求供给侧改革让中国经济“迅速回升”无疑是过时思维和急躁心态的体现。

增速回落符合规律

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经济增速随着其体量的增大而回落是一个公认的规律。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黄朝翰近日表示,中国不可能永远以6%—7%的速度增长,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够保持这一高增长率,而“新常态”可以成为中国加快改革和对经济结构进行再平衡的一次机会。“中国经济的确正在调整,以前经济增长是靠外力推动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现在则是靠内需拉动和资本密集型企业。”黄朝翰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永军对本报记者分析指出,经济运行状况表现为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总产出水平是总供给和总需求耦合的结果,而供给和需求都会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将对中国经济回暖的期盼全部放在供给侧改革上面,显然忽视了经济问题的复杂性,不符合中国关于总需求调控和供给侧改革的论述。

“供给侧改革要影响产出,首先要对供给能力产生影响,这需要有一个生产要素组合的过程。相对而言,供给侧的调整要比需求侧的调整时间更长。因此,寄希望于供给侧改革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既不符合经济学原理,也不切合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张永军强调。

其实,衡量经济发展的尺子,从来都不只有“增速”这一把。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采矿业和六大高耗能行业在工业中的比重继续降低;相比之下,城镇新增就业完成全年目标的44%,航空航天制造业增长27.9%,工业机器人增长24.7%,智能电视增长25%,光电子器件、移动通信基站设备等产品产量均实现两位数增长……这些不被有“速度情结”的人所重视的深刻变化,恰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追求的方向。

“阵痛”属于必要成本

在《韩非子·喻老》中,“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可谓广为人知。面对名医扁鹊的多次善意提醒,蔡桓公却采取了讳疾忌医的态度,虽然回避了短期治疗的阵痛,却为日后重病缠身埋下了隐患。

想要真正看透中国经济,亦需要明白“改革有阵痛、但不改革就是长痛”这个道理。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的是中国经济多年积累的深层次问题,是一个着力根本、放眼长远的深层次改革,不仅不会出现“一蹴而就”“立竿见影”的“神功效”,而且也一定会以短期“阵痛”的形式作为必要的改革成本。只是,我们可以在改革中尽量控制“阵痛”,使之能够为经济社会所承受。

“供给侧改革针对的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首先是要去除无效、低效产能和过多的库存;其次是通过去杠杆等方式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提高效率;再者是通过补上经济中的一些短板,扩大有效供给。”张永军说,解决这些长期问题既要考虑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也要对国内要素条件变化的情况和程度进行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才能制定各领域的具体措施。而措施要显现效果也需要一定的过程和较长的时间,“阵痛”在所难免。

扎实改革才有明天

那么,供给侧改革究竟会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美国财经电视频道CNBC报道认为,相对较高的储蓄水平,拥有可以支持投资增长的充足资金,特别是通过鼓励技术创新、教育和职业培训等措施来提高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使用效率的结构性改革措施,都是中国经济今后维持相对较高增速的诸多有利条件。

“供给侧改革既然是一项系统工程,就需要做好整体设计,在不同阶段要把握好工作的重点。既要从相对容易取得成效的领域先期开展工作;也要把供给侧改革与扩大有效需求的措施结合起来,尽可能快地对经济增长产生拉动作用。”张永军说。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指出,当前中国经济上行有压力、下行有支撑,其“韧性足、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未来,只要坚持推进结构性改革,加大培育新动能,尽快完成结构转型周期,中国经济还是会保持中高速增长。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铁刚对本报记者表示,在经济学中,短期主要看总需求,中长期主要看总供给,二者之间存在一个平衡点,并不矛盾。不应把供给侧和需求侧割裂开来,以短期思维看待中长期改革。“例如,目前我国民间经济还相对低迷,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呵护民间经济活力,进而改善中长期增长动力及预期。而正确认识这种短、中、长期的关系,还需要全社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张铁刚说。

供给侧改革社论:去杠杆迫在眉睫

作为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中的重要一环,去杠杆对于稳定经济增长,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日前权威人士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去杠杆亦成为关键词之一。

何谓杠杆?在经济领域,是指通过借债,以较小的投入撬动大量资金、扩大经营规模,如个人融资融券、企业向银行借贷、政府发行地方债等,都属于“加杠杆”的行为。一般而言,业界大都采用负债/GDP的比例,作为监测杠杆率的指标。根据标准普尔今年初发布的数据,因低利率和公司举债促使债务激增,中国债务与GDP之比已攀升至232%。5月10日穆迪则公布,涵盖所有行业在内的中国债务已经增加至GDP的280%左右。

如果以信贷/GDP的比例计算,刚刚过去的2015年,每1元的信贷扩张,为中国的GDP带来了0.27元的增长,创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11年时的水平为每1元对应0.59元。今年前4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13.1%,贷款同比增长14.4%。同时,GDP增速却进一步下行,可见信贷投放对GDP的效用呈递减趋势。

杠杆乃“双刃剑”,适度的杠杆对经济有益,过高反而会拖累经济发展。如今,高杠杆的负面作用正逐步体现。首先,中央和地方投资大多进入了基建等行业,而这些行业对经济和就业的拉动作用已进入边际效应递减的阶段,且加剧钢铁、水泥、电力等上游行业的产能扩张,不利于去产能,阻碍了供给侧改革的推进。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加大投资的同时,投资回报率连续下探,截至目前已降至2%左右的地位,一定程度上对民间投资形成挤出效应。

其次,由于实体经济整体不景气、资金传导不畅,高杠杆无疑会加重经济波动。去年以来股市、汇市的波动,就反映了无法为实体经济吸纳的资金对金融市场造成的伤害。此外还会引发贫富分化加剧的负面效应,因信贷投放过多,很多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推高资产价格,令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因此,正如权威人士所言,当前最重要的是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积极稳妥推进去杠杆。在利用货币扩张刺激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持续递减的情况下,要彻底抛弃试图通过宽松货币加码来加快经济增长、做大分母降杠杆的幻想。

去杠杆有助于结构优化和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这一点已获得共识。至于如何去杠杆,根本上还是要依靠市场化改革来实现。一方面,对于基建、房地产等产能饱和甚至过剩的行业,以及部分回报率偏低的行业,以市场化手段操作,投资该减则减。另一方面,推进汇率改革、资本项目开放等金融行业改革举措。以韩国为例,曾成功将广义货币(M2)增速从1990年代的均值20%大幅回落到2000年后的平均8%左右,其主要的举措,即实行“去杠杆化”的市场化改革。

同时,要引导金融服务实体,防止资金空转。资金之于实体,如水之于田,金融只有扎扎实实地服务好实体经济,才能提高基础资产质量。然而,当前我国的问题是新股申购等金融链条前端回报率过高,这对社会形成了一种“示范效应”,如此一来,少数有概念、有故事的高回报率项目自然赢得各路资金的青睐,导致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里空转,不仅抬高了全社会的融资成本,也容易酝酿金融风险。

一言以蔽之,去杠杆既要坚持市场化改革,也要在微观上有序打破刚性兑付,依法处置非法集资、一二级市场概念炒作等乱象,让中国经济重回健康发展轨道。

习近平提出供给侧改革的主攻方向

核心提示:理想需求与理想供给。实现充分就业时的社会总需求叫做理想的社会总需求,把与此对应的社会总供给称做理想的社会总供给。该状态所对应的商品需求就是商品的理想需求,与商品的理想需求相对应的商品供给就叫商品的理想供给。

要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篇大文章,抓住主攻方向是关键。5月16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请随“学习中国”小编一起学习。

一、区分有效供给与无效供给

马克思曾指出:“要给需求与供给这两个概念下一般的定义,真正的困难在于它们好象只是同义的反复。”从经济学一般意义上讲,供给是由生产部门在一定价格下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但我们不能离开需求来谈供给,只有将供给和需求联系起来考虑,才能作出有意义的表述。需求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购买力,是一种用货币来表现的购买力,也相对容易衡量。而供给则较复杂,供给既是一种产品的供给、服务的供给,又是一种价值的供给。

理想需求与理想供给。实现充分就业时的社会总需求叫做理想的社会总需求,把与此对应的社会总供给称做理想的社会总供给。该状态所对应的商品需求就是商品的理想需求,与商品的理想需求相对应的商品供给就叫商品的理想供给。

有效供给与无效供给。商品的价值能得以实现的供给称为有效供给;有效供给如果低于商品的理想供给可称作有效供给不足。超过有效供给以上的那部分供给称为无效供给,它包括有效供给与商品的理想供给的差额,还包括超过理想供给以上的那部分供给。如果我们把有效供给与商品的理想供给的差额部分叫做无效供给I,而把超过商品的理想供给的那部分供给称做无效供给II,那么,无效供给I主要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而无效供给II则是由供给本身的不当造成的。习近平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因此,中国目前的无效供给是由于供给本身的不当造成的,属于无效供给II。

二、减少无效供给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减少无效供给,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减法”,才能扫清经济社会发展路上的障碍,为增加有效供给、促进产业良性发展腾出更多空间。

减少无效供给首先需要去产能。据国务院2013年10月发布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披露,2012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2%,73.7%,71.9%,73.1%和75%,低于国际通常水平。工业和信息化部2013年12月发布的《中国工业通信业运行报告》显示,6万余户大中型企业产能利用率平均低于80%,产能过剩从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向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新兴行业扩展,部分行业产能利用率不到75%。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6年五大任务,其中去产能是重点之一。会议指出:“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要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要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要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政策,资本市场要配合企业兼并重组。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要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

减少无效供给还需要去库存。去库存也是2016年五大任务之一。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化解房地产库存。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要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要明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

三、扩大有效供给

目前,供给侧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出现到境外大量采购日常用品的现象,造成国内消费需求外流。习近平指出:“我国一些有大量购买力支撑的消费需求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供给,消费者将大把钞票花费在出境购物、‘海淘’购物上,购买的商品已从珠宝首饰、名包名表、名牌服饰、化妆品等奢侈品向电饭煲、马桶盖、奶粉、奶瓶等普通日用品延伸。据测算,2014年我国居民出境旅行支出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习近平强调:“事实证明,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要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

扩大有效供给,就是补短板。一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最薄弱的环节制约着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从不同收入群体来看,农村贫困人口是短板;从产业来看,现代农业是短板,新兴产业是短板;从产品来看,生态产品是短板;从产品的质量来看,高品质的产品是短板;从资本来看,相对于物理资本而言,人力资本是短板。补短板也是2016年五大任务之一。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扩大有效供给。要打好脱贫攻坚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瞄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加大资金、政策、工作等投入力度,真抓实干,提高扶贫质量。要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创新金融支持方式,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能力。培育发展新产业,加快技术、产品、业态等创新。要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提高投资有效性和精准性,推动形成市场化、可持续的投入机制和运营机制。要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使劳动者更好适应变化了的市场环境。要继续抓好农业生产,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口粮安全,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加强农业现代化基础建设,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把资金和政策重点用在保护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及农产品质量、效益上。”

扩大有效供给需要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更好满足社会需求。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改善,人们对公共产品有了更多的需求以及更强的支付能力。2015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8016美元,在这个水平上对公共产品及其质量的需求是旺盛的。既要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要提高城市建设标准。城市基础设施既应重建设,也应重维护。扩大有效供给还需要全面提高民用产品质量,更好满足居民消费需求。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人民逐渐富裕起来,人民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购买能力也大大提高。要按照《国务院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加强质量品牌建设,完善标准体系和质量监管体系,推动中国质量、中国品牌建设,以质量升级改善有效供给,不断提升高端技术、产品、服务的比重,做到产品和服务质量“双提高”。

图为:2016年1月4日下午,习近平在重庆两江新区果园港了解现代化港口群布局情况。

四、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

自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呈现放缓趋势,表面上看是因为需求不足,实质上是供给侧的有效性不足,供给结构难以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习近平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比如,我国一些行业和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国内庞大的市场没有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再比如,我国农业发展形势很好,但一些供给没有很好适应需求变化,牛奶就难以满足消费者对质量、信誉保障的要求,大豆生产缺口很大而玉米增产则超过了需求增长,农产品库存也过大了。” 要切实化解供给结构与有效需求不匹配的矛盾,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

在市场经济中,供给与需求是相互联系和对应的双方,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就是要满足已有需求,同时再创造新的需求。习近平指出:“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供给侧如果能及时对需求侧的变化作出反应,就能够实现供需均衡;如果能不断生产和提供更高质量或更新颖的产品或服务,就能创造更大的需求空间。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依靠需求刺激的宏观经济政策效力递减,其根本原因在于供给侧无法有效满足和创造需求。一方面要通过提供适应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有效满足需求。习近平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本质意义,即解决我国在各种产品和服务的供应端达不到消费者要求问题,促进质量上转型升级,从而在标准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另一方面要通过生产更多种类或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创造新的需求。供给学派鼻祖萨伊就指出,“一种产品一经生产,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品开辟了销路。”这就是所谓“供给创造需求”萨伊定律。习近平指出:“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需求来自于收入,而收入来自于生产,各要素所有者按其在生产中的贡献获取收入,弥补全部成本,然后消费,便形成需求,也形成了一个供给创造需求的循环。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改革,应主要从供给方面入手,减少管制,降低成本,激发要素潜力。

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重而道远。我们要认准主攻方向、精准发力,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精神,着力化解无效供给压力,扩大有效供给,促进供需新平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我国经济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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